野麦集|石莫博客

老大定下了行程，且购好了下午前往韶关的火车票，却因为临时有事而作罢。待我见到他时已是夜里。因为上次和那两个恶人夫妇打架之后，就决定更换这次的住所。老大通过朋友寻到现今的奕星酒店，环境不错，只是吃饭的地方，要走一段路，过一座天桥，方才到达一家客家菜馆。也许是以前未曾留意过，也未曾尝过客家的菜系，在我这次尝试过后，方觉美味。
因日程改变，明日的行程还未定下，是丹霞山？还是？未定之前睡下。

醒来，还是决定出行。先至火车站，昨日的火车票因时间过期而不能更换，排了长队重购三张韶关火车票，无座。一入火车，一股脚臭味扑鼻。上次乘坐这种火车，还是十年前大年三十上海至温州的列车，这次无心。然而沿路的田野风光，村庄农舍尽收眼底。待到达韶关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出韶关站，寻得一个小饭店，点两个简单小菜坐下后，才发现墙边贴着一张老毛的大图像，就像小时候家中贴的宣传画，倍感奇怪和欣慰，也发现这里的纯朴之情。

上面为当天晚上记录，回来一个月后，想重写这段游记，却发现没有那份心情，那就搁于此吧！

　　父母在家，打电话来偶尔的会唠叨说：“也不经常打电话回家。”我说：“是啊，一个星期七天，如果说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这绝不可能。”任何一天，只要你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都能抽出时间来实现的。电话要打的，日志也要经常写才对。然而，从2009年飞到2010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一个多月没有写东西，要说没时间，恐自己也不信任自己了。
　　年前，除了去趟文成，没有太多的行动，整天窝在“三界”之外飘摇着，浑浑噩噩的。三界之外，无厚土，无藏身之处，所有的目标，就是一个心。
　　心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

　　下面贴出去文成的照片，以告慰已经逝去的2009。（要看全图，请按顶部左边的“全画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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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和地面经过一次震荡之后，飞机缓缓向上飞行。和上次航坐相比，这次是独身一人，少了需要商量的事情，多了一份宁静。晴空之上，天蓝的无底。几缕白云悬挂于天际，像是上帝丢下的丝绢，为这天，点缀了美丽。
　　忽然想起很久没有给Lisa写信。这三万英尺高空，是靠近智慧之处。我的笔尖划过，是否也能留下美好的文字？邻座女士看着我那缭草的字眼，抱以微笑地转过脸，轻声地和走道座位的大学生聊着读书和教育。
　　……是吗，你在中山大学？
　　嗯，已经读两年了。
　　我想把孩子接到广州那边去读书，想找一所好点的学校。
　　听说××学校不错的，可以去了解。
　　嗯，我也听说……　　
　　写好信件，望着舱外。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相隔。九十几分钟的飞行，再次把我送到熟悉的白云国际机场。带着行李，转道向南，一路绿色的美景和开满了红色的花，为这座名曰“花城”之市，带来实至名归的称号。

　　花城，只是我的中转城市。和随团人员联系好，再次起飞，前方才是我要到达的目的地：一个少有的几块未被污染的净土——海南。
　　飞机再次航行一个小时到达海南机场。接团巴士带我们到酒店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夜里的海南，和着清新的海风，吹着脸面。戴着尖竹篾的当地人下班赶着回家。那不算繁华的城市，在第一个夜里看不出有任何不同凡响之处。于是饱了肚子，安顿好房间之后，赶紧睡下，等待黎明的到来。





……第二日
　　昨夜虽然凌晨才入睡，然而清晨却是早早醒来。
　　拉开窗帘，一条宽敞的马路，分不清是棕榈还是椰子的树栽了两旁，少有的几辆私家车停靠在斑马线前，几个瘦黑的当地人戴着竹制尖帽骑着摩托车正赶着去上班。这就是我醒来后第一眼的海南。
　　想象中的海南也许不是这样子的，至少枕边要有海浪声，吸进鼻的是清新的椰树风，眼见的不止是蓝天碧海，还要有无数新奇的水果。虽然我们当晚住的宾馆名为“海天假日酒店”，属海南四星级酒店（相当于内地三星级），但在拉开窗帘的那一刻，忽觉得这还不够海南。收拾好行装，等待着耳目一新的一天。



　　飞禽世界是海南观光的第一站。
　　在海南飞禽世界，我们见到不多的鸟类。一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里圈养着一些鸟儿，就形成了一个飞禽公园。然而作为海南观光的第一站，自然少不了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山或林在别处随地可见的，希奇鸟儿在别处可不多见。在我们进入大门之后，即可见到几只被笼圈养着的、会说话的鸟，当你跟它说“你好”，它也回答“你好”，你说“English”，它也会讲两个“英国丽丝”。当然，飞禽公园不止这么几只鸟，只要你拿出鸟食放在手心，成群鸟儿就会飞来跟你亲近。



　　飞禽公园有圈养的鸟，也有训练表演的鸟。弧形长木凳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观光人可以一赏海南鸟儿独家的奥运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050年，飞禽王国奥运会现在开始。”主持人对着满坐的游客发出激情的语调。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拔河高手杰利……”
我还没来得及思想奥运会是否有拔河比赛，杰利就已经开始和四只白色鸟儿进入赛场了。只见杰利在主持人的手势之下一会儿进一会儿退的完成了这次比赛。
　　“接下来，杰利要分享它的喜悦，把奖牌送到你的手上了，哪位想要金牌的，就伸出双手来接啊！”
　　于是大家都伸出双手过头，祈盼着拔河高手杰利把金牌送到他的手上。





　　离开飞禽世界奥运会，往里处走，可以见着一座七层砖筑古塔。塔顶草木皆生，塔下绿郁葱葱。此塔就是海南四座名塔、现存唯一座的见龙塔。
　　见龙塔始建于1751年，但因资金短缺停工，后于1767年（即乾隆三十二年）知县慕资续建，取名为见龙塔。见龙塔由砖石砌成，共7层，高25米。依《易经》八卦设计为八面体，墙上分别纹印着“日、月、星、辰、天、地、玄、黄”等字，底层正门刻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字。






　　离开飞禽世界，巴士路过两旁之处皆绿郁葱葱。渴想着这样的世界，一个天然氧吧的世界。在路边，你见不到一幢和工业有关的房子，偶尔能见的，也只是低矮的小民房深入林中。房前，总会见着几颗椰树，椰子高高悬挂。
　　在海南高速路上，若是见不到收费站，你别觉得奇怪，因为海南在十四年前就实行了燃油税。也就是说，你只要在海南开车，你就已经在交税了，税金是在油费里扣的。因此，在海南加油是比内地要贵出一些的。说起海南的怪，相传还有出名的十八怪。
　　一怪：三条沙虫一碗菜
　　沙虫，又称“海肠子”，是一种高蛋白的补品。儋州的光村滩涂资源丰富，盛产沙虫。出产的沙虫以个体适中、肉质肥厚脆嫩而闻名。海南人喜用香菜或生菜加上三条沙虫进行红烧，既味道鲜美，又显示出此菜之档次。另外，“三色沙虫”已经成为海南的知名菜肴。红、青、白三色鲜明清雅，味鲜香浓，嫩滑脆爽，带有微辣味，口感甚佳。
　　二怪：树根包在树皮外
　　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奇形怪状的树根、盘根错节的藤蔓，互相缠绕，构成蜘蛛网状的天然屏幕，非常壮观。尤其是榕树，它们的种子被鸟或别的动物带到某些植物的树冠上，在那里发出新芽，并利用卷须附生在寄主的树干上，随后，它们长出气根紧紧将寄主围住，并不断向下扩展，直至伸入地下变为正常根系。之后，这些根继续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养分，生长越来越快，网状的根系开始膨胀，结合成网状茎，形成了“树根包在树皮外”的现象。
　　三怪：老太爬树比猴快
　　海南盛产椰子香蕉，这些果树高大且直。很多海南人从小学会爬树，采摘椰子香蕉，以至练就了轻健身躯，熟练的动作；所以，即使到了六七十岁年纪，还始终保持着这种上下自如熟练灵巧的爬树本领。到椰乡去做客，若主人是女的，她会招呼你在椰绳网床上歇脚，忙扛着竹镰去摘一颗幼嫩的椰果给你解渴；若主人是小伙子，他就会赶紧跑到椰林里三下两下地爬上一二十米高的椰树上摘椰果。
　　四怪：一条蚂蝗当腰带
　　以前海南山蚂蟥多，在雨季更多，当地人常劝游客们，尽量不要选择刚下完雨上山，平时在热带雨林行走时避免踏入有腐叶的水边。上山可绑好腿或穿防护袜。被咬住不要用手去扯，可用香烟去烫！而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和林地减少了，山蚂蟥已少见了。
　　五怪：牛头下雨牛尾晒
　　海南天气阴晴不定，时雨时晴；而且两地相隔不远，气候便截然不同。“牛头下雨牛尾晒”就是说海南气候的多变，又有不怕下雨之意。特别是海南万宁与陵水交界处的牛岭，这种气候现象最为明显。
　　六怪：头上斗笠当锅盖
　　海南的斗笠大致有三个品种：罩笠、罩头坡笠和越南笠。罩笠外形像一般的草帽，帽顶是平的，笠沿处有约1.5厘米的垂边。罩笠是用薄片竹篾和蓑叶编成的，表面还刷有一层亮亮的桐油。罩头坡笠的顶是尖的，笠沿很宽大，它也是用竹篾和蓑叶编成的，但分刷油和不刷油两种：刷桐油的罩头坡笠被称为“笠中之王”，做工精细，可做嫁妆；不刷油的做工较粗而大，可供平时劳动使用。有人戏称：“坡笠能当锅盖，海南的一大怪”。越南笠是20世纪80年代从越南传入海南的，它的形状像个漏斗，是用竹条和蓑叶编成的，越南笠轻巧便宜，很快在海南市场上畅销起来。海南日照强烈，人人出门都戴着大斗笠，由此形成了海岛独特的一道风景。
　　七怪：火车没有牛车快
　　海南多山，地形崎岖，日本人侵略时留下的窄轨铁路速度极慢。如今，粤海铁路已开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跨越海峡的铁路通道，待环岛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后，将会彻底改变“火车没有牛车快”的现象。
　　八怪：青石板上煎鸡蛋
　　海南终年气温高，日照多而强。盛夏的太阳尤其强烈，火辣辣的阳光将人们身体内的水分不停地逼出来。把鸡蛋打在灼热的青石板上可煎熟来吃。
　　九怪：水果越臭越好卖
　　这里的菠萝蜜、芒果、木瓜等著名水果在成熟前期和成熟后均有一股很臭的味，没有这种臭也就没有它们的香。
　　十怪：挡车牛群爱耍赖
　　海南牛多，在公路上成群的牛根本不把汽车当回事，甚至面对汽车卧地不起。
　　十一怪：摩的堵门把人拽
　　在市区，摩的生意蛮旺，往往会出现抢客的情况。（拉一趟两元）
　　十二怪：老头再穷有人爱
　　很早就听说海南的少数民族有抢男人的习俗，远方来的男人被抢进门就强迫你享她们贡献的“福”，当个她们认为称职的男人。（仅仅是传说，可不要当真）
　　十三怪：姑娘象老太,老太象妖怪
　　黎族的习俗，黥身纹脸。
　　十四怪：三个蚊子一盘菜四个老鼠一麻袋
　　海南有很多好吃的蚊子和老鼠都吃的很胖
　　十五怪：不生孩子没人爱
　　海南人重男轻女。
　　十六怪：牙齿长得比刀快
　　吃槟榔多，牙齿好，吃嘛嘛香
　　十七怪：臭水沟里洗白菜
　　海口以前的环境污染
　　十八怪：大姑娘抱着孩子谈恋爱
　　黎族的试婚也有说是因为家里女孩子要照顾弟弟妹妹，只好谈恋爱也抱去。



　　走完了飞禽世界，去了黎寨后，转道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组织，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博鳌亚洲论坛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
　　博鳌亚洲论坛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发起。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宣告成立，它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论坛的成立获得了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从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在中国海南博鳌召开年会。（博鳌镇地处南海东部海岸，是“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博鳌亚洲论坛会址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博鳌传说：往昔万年，南海龙王敖钦的女儿小龙女艰难中诞下一子，名鳌。此子诞生时，龙翔凤舞、百鸟齐鸣、海天一色金光。而鳌长相奇异：龙头、龟背、麒麟尾。龙王见女儿竟生此怪物，勃然大怒，一气抽出腰间玉带抛向水间形成玉带滩，阻隔鳌母子欲归南海之路。小龙女苦苦哀求，望龙王认鳌，却三秋未果，心力交瘁终面向南海化作龙潭岭。鳌见母此景，凶性大发，兴风作浪，祸及百姓 。 观音闻讯，足踏莲花赶至南海，与鳌斗法七十二回终将鳌收服。降惊涛骇浪为龙滚河，聚百川千水为万泉河，合纵溢横流为九曲江，指三江汇拢鳌头，直泻南海；赐金牛一头，形成金牛岭；并在三江之地施五百宝器，天降财宝，地涌甘泉，于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一说即由此而来；观音点化鳌成鳌龙，留下原身化作了东屿岛； 卸下莲花宝座，即为现在的莲花礅，乘鳌而去，留下身后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宝地--世人称为博鳌)



　　博鳌亚洲论坛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成立的。1998年，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提出建立“亚洲论坛”的构想。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6个发起国的代表于2001年2月27日聚会博鳌，宣告成立博鳌亚洲论坛并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宣言》。江泽民主席出席成立大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作为东道国，中国政府将继续为论坛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作为一个非官方、非盈利、定期、定址、开放性的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以平等、互惠、合作和共赢为主旨，立足亚洲，推动亚洲各国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同时又面向世界，增强亚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对话与经济联系。
　　2004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达成一致意见，今后，论坛年会将于每年4月的第三个周末定期举行。
　　作为对本地区政府间合作组织的有益补充，博鳌亚洲论坛将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谐自处且与世界其它地区和平共处的新亚洲做出重要的贡献。





……第三日
　　海南的天气多变。清晨起床眺望窗外时还是乌云密布，吃晚早饭准备出行遥望东边时，已经拨开云雾见着红日。在这样的天空之下，直觉得你就在上帝的脚底下，天原来离你这么近。不管你走到哪儿，海南的云彩一定为你准备意想不到的惊喜。当我们在天涯海角时，已近中午，乌云已经散去，留下厚重的白云。这白云好像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你靠近，就可以拽下云彩的尾巴，让天空留下下空蓝。海南天气的多变，也不止表现在白云。睛空之下来个阵雨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我想像着海南本土人是否因为常常被阵雨浇灌之下，会在头上长出五彩的花儿。
　　天涯海角自然是个美名，也颇有些典故。海南是中国最南端，到了海南，真可谓天涯海角了。在古代之时，天涯海角只是一个囚范的沦落之地。王公大臣或平民百姓流放至此就算是人生的尽头了。因此，天涯海角多少有些悲观怨结所在。如今，官员或经商人士或许对这块天涯尽头有些忌讳，但观光者依然满怀欢欣地抚摸过那块石头上的每寸肌肤。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南山，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福地。她的福表现在居民长寿，而且是块充满灵气的土地。海南空气富氧离子比任何地方都要多出好几倍，吸一口海南空气，吐呐一片馨香。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们可以在夜晚少睡几个小时依然精神倍爽。南山福地更甚。因此，南山有鲜多百岁居民不足为怪，南山的不老松有六千余年也不足为奇。



　　悠闲的南山，面向东海，椰林下小坐片刻。在旅行中，见不到真实的南山居民生活，然在自己的随想之下，这样的境地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拥有一块福地，修生养性，比金钱来的更重要一些。




　　南山一索桥，踏着木板晃当晃当而过，两旁尽是千年不老松。







……第四日
　　天还微亮，我们就起身。海南的富氧让人不觉得睡意。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亚龙湾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细沙如银的亚龙湾是海南之旅的必经之地。
　　见过不少的沙滩。亚龙湾着实有她的迷人之处，一在于她的长，二在于她的细，三在于她的干净。至于其它优点，当然是不胜枚举。当我踏上这块金黄色泽的沙滩之上时，突然发觉剩下逗留的时间已经少的可怜。不管你是初次到亚龙湾，还是三番四次之后到达，她都会是你恋恋不舍之地。









　　走一遍沙滩，任脚底的细沙按抚你的脚底，南海的风拂过脸面，亚龙湾，一个着实让你迷惑的地方。相对于海南之旅，亚龙湾是个不容错过的地方。行走过很多的海边，玩过很多的沙滩，但对于这样蓝天白云细沙椰风美景下的沙滩，所有的人都会发出内心的感叹。海南之旅，也会在亚龙湾画一个句号，但对于海南的印象，却从亚龙湾开始被悄悄的带走。回首三天三夜的行程，在即将告别时刻，我驻足亚龙湾岸边，深吸一口南海福气，带在身躯之内，行走千万年……

　　最初知道天一阁，是在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文中余先生对天一阁的崇敬，让我更想往之。去年在宁波，也曾抽空去月湖公园，却不曾涉足天一阁。回来后，脑子常浮天一阁字样，就越发想去。
　　今年再次去宁波，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天一阁。独自踏上清幽小径，除了古楼角处偶见几个游人之外，还有能见的就是天一阁的工作人员。每到书阁，带着崇敬的心，闻闻古色书香。偶尔传来林间小鸟的叫声，仿佛别样的悦耳动听。



　　天一阁位于宁波月湖之西，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明清以来，文人学者都为能登此楼阅览而自豪。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如女子不得上楼。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范钦的私人藏书历经十三世，保存四百余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的失窃，但事后范氏族人又会想方设天一阁外观法不惜重金赎回。历代藏书家很多，其藏书能保存百年以上的并不多见，而范氏藏书却保存至今，这与范钦对藏书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天一阁藏书制度规定：“烟酒切忌登楼”、“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还规定藏书柜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还制订了防火、防水、防虫、防鼠、防盗等各项措施。正因为如此，天一阁的藏书才得以保存到今日。“外姓人不得入阁”一条，使得天一阁的藏书不为外人所知，直到1673年（清康熙1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才有幸成为外姓人登阁第一人！允许黄宗羲登阁的是范钦曾子孙（四世孙）范光燮。自此以后天一阁才进入相对开放的时代，但仍只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才会被允许登天一阁参观。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来自百度）



　　余秋雨《风雨天一阁》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图：范钦手迹）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图：南国书城天一阁一角）